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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要
本研讨以为，若想探讨听觉序言的技术政治，需紧扣当代听觉序言与听觉的关系， 对听觉序言的社会塑造、政治使用与国民性建构等问题做出寻索和回应。依此脉络，本研讨将在“作为办法的序言”思绪指引下，立于广播序言本体并赐与其听觉向度的高度自发与体认，试图经由过程对早期无线电广播技术史的扼要回想与讨论，意欲追问：作为一种听觉序言，广播在塑造当代听觉习气时，树立起了什么样的听觉履历。又形构出什么 样的当代主体。在此进程中，广播与当代社会政治组织和主体性天生之间又展露出何种关系。研讨以为，立于听觉维度，对广播的国度轨制建构、广播所塑造的集体与个别人格，以及广播与配合体建构等议题的讨论，将助于我们进一步认知广播的布局性特质，及其所指向的当代听觉序言的技术政治。
作者简介
李宝玉，北京印刷学院消息出书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广播与平易近族国度想象：中国早期广播社会文化史（1923—1937）》（编号：20YC860015）阶段性结果；北京印刷学院博士启动金项目《“西风东渐”中的广播声音景观》结项结果。
作为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叶创造而来的听觉序言，广播所仰赖的技术潜质及其布局性功效，不仅蕴含着变更当代人履历布局与更新当代生涯体验的可能；更为紧张的，广播诉诸纯洁声音和听觉感官在超出天然轨则的同时，也在不期然间扩大着人类的听力所及。本研讨将试图回归广播序言本体并赐与其听觉向度的高度自发与体认，经由过程对早期无线电广播技术史的扼要回想与讨论，追索其作为一种听觉序言在塑造当代听觉习气时，若何树立起一种当代性的听觉方式。又形构出什么样的当代主体。在此进程中，广播与当代社会政治组织与主体性天生之间又展露出何种关系。
研讨以为，作为20世纪初年听觉序言最为鲜活的代表，无线电广播借助“收音机”这一收音装配，在发明出一种听觉隔离和感情疏离的同时，也营造出一种私密的亲近感与信赖感。而培养此悖谬的当代性听觉履历的根由，在于其听觉主体的奇特构形：即围守于收音机前的“听者”，是数以千计高度“异质性”的孤单个别。立于听觉维度对无线电广播技术史的扼要考察，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体认广播的某种布局性技术特质；更紧张地，将彰显呈现代听觉序言的社会塑造、政治使用与配合体建构等技术政治面向。
一
问题缘起：当代主体若何经由听觉组成
视觉文化研讨以“当代主体若何经由视觉组成”的问题导向，在20世纪后半叶的人文社科诸多范畴作出了体系性的研讨并取得了丰厚结果。相较之下，听觉文化研讨却彷佛是一处不曾被定名的贫瘠泥土，较少以自力身份与视觉文化置于一致位置进入研讨视线，“彷佛当代性的主体组成并无听觉的介入”（林奇蔚，2012：182）。不外，言及“视觉中心主义”对当代性谈话权的高度垄断，并非意味着决议确定事物的统统尺度皆需凭靠视觉。毋宁说，是视觉作为某种“主导范型”赓续形塑和界定着人们的认知模式和行动方式，乃至形构了以视觉为主体的当代科技文明。在这套以“看”与“被看”二元关系为根基的认知机制和代价秩序构造的“视觉政体”中（Scopic Regime）（杰伊，1993/2021：21-32），人类文化研讨中感知关系失衡的问题日益凸显，有关听觉的研讨议题常遗落于文化研讨范畴的边沿地带。
随同着近年来国际学界对西方文化传统“视觉霸权”（Hegemony of Vision） 的强烈批判，以及要求重返人类自身并再度寻回多重感知状况，以规复视听感官均衡的呼吁日益变得强劲，人文社科研讨的“听觉转向”开端受到存眷，听觉文化研讨态势开端“渐入佳境”。不外，必要强调的是，讨论听觉文化研讨的回归与苏醒，并非意在将听觉置于人类知觉体系的中心肠带，成为替代视觉的又一种“霸权知觉”；而是试图在探寻当代主体组成的过程中，跳脱“视听二元对峙”框架的误区，鉴戒某种“感官霸权主义”的复归，以呼唤听觉文化研讨在场的可能。
呼唤听觉文化研讨在场的呼声，在德国着名后当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那边以一种极富救赎意义的方式出现。在关于听觉文化革命的弘大构思中，韦尔施赋予耳朵神明般的汗青使命。他以为“视觉金瓯无缺”的当代技术社会趋势于节制治理，并将人类整体性地驱向劫难。而当开启耳朵凝听并感知天下，人类才可能更为开放地接纳、包容并融入天下，从而实现拯救人类自身及其生计星球的宏愿。韦尔施据此认定，听觉文化“充斥懂得、蕴藉、共生、接纳、开放与宽容”（韦尔施，1997/2002：210）等统统积极特质，是一种具足光亮将来的文化形态。在此，笔者无意妄自忖度或探讨听觉文化毕竟可否负起哲人名士所赋盛名和谱就的赞歌，而是想以“当代主体若何经由听觉组成”的问题意识，在“视觉政体”主导文化研讨的边沿处为听觉觅得一处平等地位。究竟，当代性听觉就坐落于人们对“当代性光阴的迷思”——只能向着理性规划、物资权衡的“提高将来前进，人的曩昔与如今都被“将来”决议——所发明的架构之中。这一架构“打消了文化差别、切割了小我汗青、天然化了资源主义过程”（林奇蔚，2012：194），就连人类都成了光阴的奴隶。而当代性的听觉便是在此架构下内建于每一个当代人耳朵里的时空认知模式。
探讨听觉序言的技术政治议题，必然需紧扣当代听觉序言与听觉的关系，对当代性听觉何故形成，以及对听觉序言的社会塑造、政治使用与国民性建构等问题做出寻索和回应。回溯相关研讨，主题多涉及当代情况及德律风、广播、留声机等当代创造（Sterne，2003）。当代听觉序言不仅明示出人类对物资情况的主宰，也转变了听觉与时空的繁杂关系，终而导致当代人感官履历的异变和当代听觉习气的形成（Thompson，2004；Schafer，1993）。听觉序言之于当代社会，不仅是增添了诸种记载或创作对象，更是对年夜众听觉意识和当代生涯方式的深度影响（Fischer，1992；Katz & Askhus，2002）。详细而言，一方面，当代听觉序言的变迁史，也意味着人类身材与知觉感官的流变史，以及涵括阶层、种族/平易近族、文化等人类社会主体性的变更史（Sterne，2003）。而另一方面，借助当代听觉序言去凝听声音，绝非仅关涉声音或凝听自己，更关乎凝听者对自我身份切实其实认（Grivel，1992）；年夜众影象建构、新的社会与家庭的意义界定以及对自我和他者的区分（Kenney，1999）；种族主义身份建构（Gitelman，2003）；对权利的运作和推翻（Attali，1977/1985）；对文化影象、光阴感和常识组成等集体感知的改变（Weiss，2001）；对平易近族精力、道德信奉与性别界定以及公共与私家空间感与国度想象的形塑（Douglas，2004）。
借由上述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当代听觉序言从创造并渐次遍及进入日常生涯以后，声音抑或对声音的凝听远非意指声音或凝听能指，还有其更为深层、多元、丰硕和繁杂的意涵所指。详细而言，当代听觉序言及其发出的声音极具当代性自我辩证特质：“须臾即逝又能重复，已逝而不朽，缺席但在场，文化性与物资性、肉体性与精力性并存，无身材无人，是内涵也是外在，是物体也是象征，如实际又如建构物”（洪芳怡，2015：194）。恰是在此意义上，借助广播技术史的扼要勾画，继而寻索一种基于序言“本体论”意义上的听觉当代性的树立便可能且需要。回向本研讨，若想借广播对“当代主体若何借由听觉组成”议题做出回应，首要就需追问广播在塑造当代听觉习气时，又树立起了一种什么样的听觉履历。
二
广播：无线电技术与当代性听觉
“无论声音照样图像，将资讯以无线电传送到远方，无疑是本日电气通信一项根本的技术条件”（吉见俊哉，1995/2013：163）。然而，回想早期广播技术史，其在无线电层面的繁芜科学常识以及与年夜众想象力间的激荡互动，匆匆其成长“错综繁杂，远跨越先前各类序言问世的进程甚多。有几项科技进展，呼之欲出达一世代之久，广播乃集其年夜成”（切特罗姆，1982/1994：95）。与此同时，广播借助声音的机器复制技术，使原声“灌音一旦完成，就脱离了发音主体的节制，酿成了灌音系统的产业，被调变、切碎、置入其他脉络重组、复制拷贝、两全呈现在多处，更可经由机械转换为电讯，以光速在时空中同步通报”（林奇蔚，2012：197）。而当无线电与紧随厥后的其它技术一道互相对话、互文、同谋、激荡，并借助收音机将声音传送至散落于遍地的凝听者时，广播之于凝听年夜众而言，不仅意味着对物理时空感知方式的转变和重塑，也联系关系着人们对付天下的想象和自我认知。更紧张的，广播所形塑的当代听觉习气及其兼具疏离与密切、公共与私密的当代性听觉履历也得以形成。
自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James Clerk-Maxwell）于1860年月以数学理论猜测乙太中存有电磁波的可能性，到二十余年后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Rudolf Hertz）借助一系列试验证明电磁波理论，天下各地专家和业余者对无线电通讯的连忙回响和跟随被触发。这此中，意年夜利业余人士伽利尔摩-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为追逐贸易目的，改进、立异时下既有通讯仪器，并先后完成横越英伦海峡和年夜泰西的通讯以及对美国杯风帆比赛的胜利转播。然而，马可尼的胜利虽以“想及早获悉时势的年夜众欲望为配景而培养，他自己却未曾想过要将无线电技术与这种年夜众欲望联合”（吉见俊哉，1995/2013：167-168）。依他而言，无线电以其低本钱、高效力通报讯息的特质，只能被视作有线通讯的延长物，限用于后者无法达至的海上船舶通讯。只管有史学家已预感到了声音的流传终将借力无线电技术成长和扩展（Douglas，1989），不外此种预感并未朝向无线电广播，而于数年后导向了雷金纳德-费森登（Reginald A. Fessenden）以无线德律风远间隔传送声音的胜利测验考试。这位美国科学家出于对“特定发讯者以无线通信将声音传送给特定接管者，而不是把音乐、戏剧或演讲向普遍的年夜众放送”（吉见俊哉，1995/2013：171）的无线德律风适用化通知，使其在1906年圣诞夜的豪举虽享有史上首度广播的高度赞誉，但如许的盛名依旧未能掩饰笼罩无线电广播诞生尚需呼唤更多想象力的事实。
经由上述无线电广播前史的扼要回想和梳理，不难揭示的是，无线电技术的呈现与广播的诞生并不必然等同。然则作为广播得以孕育和诞生的技术参数之一，对无线电的懂得和体认则是我们探讨这一听觉序言的逻辑出发点。无线电最为惹人赞叹之处，在于其虽无详细形态却能无所不在的公共性和开放性。早期无线电开发者以为，凡有接管体系者，只消侧耳凝听便能捕获到漫溢四处的声音。乃至有业者年夜胆猜测，机关或是家庭有朝一日将拥有专属的无线电体系和专用频率；还有人刻画出无线电波可超过高山、海洋、矿坑深处或南北南北极实现石友间互联互通的狂想，并预言所有人终将拥有本身的无线电和接管器。也正因如斯，早期无线电试验家如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等人对无线电的社会改造潜能抱有莫年夜等待。他们信任在新技术的辅助下，无线电可以带来一个平等、平易近主、和平的新社会。1920年月的无线电一度有成长成为横向性去中心跨国收集的机遇。将来派艺术家、俄国前卫派墨客快意年夜利菲利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与皮诺-玛斯纳塔（Pino Masnata）信任这一技术可以彻底革新文化。他们在颁发于1933年的“辐射（radia）宣言”（将来主义广播宣言）中表达了对无线电解放人类的美妙向往。
然而，无线电日后与业余玩家、通讯商、科学家、水师和当局等分歧力气的重逢，以及他们环抱无线电而来的互相应用、胁迫或纠葛，却阻遏了前述年夜胆猜测抑或乐观狂想唤发还响的可能。众所周知，合法业余玩家竞相追逐点对点的抱负通讯模式，而对无线电短缺私密性的劣势踌躇不展之时，年夜卫-萨诺夫（David Sarnoff）却于此中捕获到了“劣势等于上风”的商机：即借助无线电可“向无以计数的年夜众讲话”。自此，无线电被形塑为公共流传对象的命运走向已指日可待。无线电技术所蕴含的特质，一方面明示出点对点的私密通讯或赋予万物广播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暗含着点对面的撒播和节制，或对身材不在场却欲密切打仗的抱负追逐。前者意味着无线电朝向小我化及双向沟通与平易近主潜力的成长之路；尔后者则预示了国度公共广播与贸易广播点对面的单向流传归宿。
诚如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在其关于“无线电与平易近族国度”的议题中对二者关系所做的断定，“在其技术分歧性子的限定下，无线电打从诞生那刻起，就显而易见是涉及整个配合体的垄断对象。是以，在年夜多半国度，国度机械也就直接影响了无线电的成长”（Arnheim，1936：285）。平易近族国度很快发现无线电具有的政治潜力，并立法开展国度化无线电奇迹的成长过程。与此同时，国度与贸易无线电也开端强有力地挤压平易近用无线电的生计空间。尤其是20世纪初的革命海潮及随后而至的两次天下年夜战，列国当局更是增强了对无线电波空间强有力的管制。1918年，德国当局觉得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各类海内反当局力气的威逼，起首开端立法限定平易近间无线电发射器的使用，并取缔地下电台运动。1923年美国开端限定无线电发射器的销售，并要求使用此类器材必需颠末申请取得执照和缴纳用度。此外，无线电发射旌旗灯号的才能也遭到限定。1926年，第一次“欧洲十六国无线电会议”的决定经由过程了欧洲年夜陆电波空间的完全国有化，此后欧洲列国开端立法严管平易近间无电。因为无线电被普遍利用于特工与谍报机关的通信，欧洲列国当局对无线电发送信息才能的管制在二战前后到达热潮。1920年月列国当局都将无线电频率视为国度资本，并将电波发射权收归国有，年夜部门国度不向听众征收用度。这意味着，无线电台必需起首满意帮助商或国度必要，直接或植入性地播出贸易告白与政治鼓吹。
两次天下年夜战时代，列国当局无不全力成长无线电体系以方便政令鼓吹。尤其是在第三帝国，无线电广播的紧张性一度被晋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致于鼓吹部长保罗-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赋予无线电广播“国度魂魄机械”的盛名（Birdsall，2007：193-199）。1920至1940年月的德国拥有全天下最高的无线电笼罩率，纳粹要员的演讲都邑透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平易近播放。国度立律例定黉舍、工场、市肆、办公室及酒吧等公开场合都必需装配收音机（扩音器）。在日本，固然无线电很早就被纳入国度中间集权式统制系统之中，但在1920年月末以前，国度想透过无线电直接把持公民的意图还较为软弱，有关无线电的根本方针是只管即便不扳连或触碰政治范畴。而1930年月以后，跟着所谓无线电时局化的进展，日本无线电广播成为积极发动年夜众意识以打造法西斯体系体例的序言。政治精英们不仅节制着无线电广播的内容与组织，也试图彻底排除未经管控播放的其他广播电台（Yasar，2018）。
而在收听技术管控方面，时至1930年月，“广播业界已经开发出一系列技术，用于对广播听众进行区隔和对广播进行治理，以肯定播送的路径和收听环境”（彼得斯，1999/2017：306）。借由技术对听众进行区隔的情形，使早期广播业者对播音员和凝听者无需在场且未碰面就可实现打仗的“事业”深表怪异：广播员对着无法对话的发话器，向素昧生平、不知位处何方的人们发声，听者守着或年夜或小的收音装配，凝听着不知是谁发自何处的声响。此种情境下的广播，再现了“抱负状况下朋分的房间”（彼得斯，1999/2017：307）意象“将对话切割为两个分别的独白”（彼得斯，1999/2003：195）的技术根基；也使广播成为“最具强效的虚拟真实机械……也由于这种隔离和高保真度，广播具备了同期间影像机械无法企及的致幻才能”（林奇蔚，2012：198）。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借助收音装配的隔离式听觉履历使广播成为20世纪初听觉当代性最为鲜活的象征。
假如说底本包孕着双向沟通或交流潜质的无线电广播，经由贸易和政治力气的规训终而导向一种隔离式的听觉履历，那么涵括灌音在内的机器式复制技术在无线电广播流传中的年夜量运用，则将当代性的听觉履历推向一种极致，直指听者的生理感情向度，意即凝听导致一种感情疏离。机器复制技术将声音剥离于原发声脉络（发声体、发声地、发声光阴），匆匆使声音成为一种可经无穷复制、储存、编纂、传输和阐发并重复再现的音响资料。此种对声音的驯服和节制，不仅注解声音不再以原发声者的缺席或在场为转移；也意味着一种时空的切换、交织与叠合，“不在场者曾有的声音重现，就连存亡都能超过”（洪芳怡，2015：230）。
史家在述及无线电广播声音及其听觉特质时，以为“广播的声音显著由声音的触觉样态中脱逸。由收音机或留声机听到的声音，不存在可触及的场域性空间天下”（吉见俊哉，1995/2013：7）。借用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经典表述，脱离了详细发声场域的广播声音亦如消逝了“灵韵”一样平常，只能令听者体验到无穷复制的平面感声音在四处流淌。而这种听觉履历在听觉文化研讨者默里-谢弗（R. Murray Schafer）那边获得更为切实的呼应。谢弗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当代社会各个范畴显现出的“原声与原声的电辅音响式流传与再生间的决裂”特性，视作“声音决裂症”（Schizophonia）（Schafer，1977）。依他而言，自流传、存录声响的电辅音响装配或机械创造以来，声音的“独一场域性”已渐趋萎缩。无论何种声音，皆能经由录制、保留为灌音磁带或唱片穿越物理时空。然而，当声音可被机器复制，便也同时抹除了声音得以存在的意义——须臾即逝，这将导致听觉的相信危急。
受谢弗的思惟影响，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以为声音复制意味着将声音从原初脉络的移除，发声与凝听场域间的时空错位，以及声音情境的异化。是以，声音的复制将彻底成为“对声音的天然特质、人的双耳、凝听才能和听觉行动的伟大窜改”（Sterne，2003）。这意味着“我们已和声音的发明者隔离。声音被人从它天然的插座中拔离，被扩展成自力的存在”（吉见俊哉，1995/2013：10）。于广播听觉而言，这种“声音决裂症”不仅导致声景的低传真度、扁平化与偏向性的消散，亦使广播声音无所不在、流动四窜、转移穿透、噪音四起，使听者不再履历和感触感染天下的缄默。
令缄默的天下近乎消逝的肇源，正是马克斯-皮卡德（Max Picard）所言之制作纯然噪音的无线电广播。它以极具破坏性的噪音将整个天下纳入此中，笼罩着我们感觉的所有范畴，也陵犯了物理时空以及社会实际的构造，“纵然无线电（radio）的开关（switch）被关上的时刻，无线电的噪音依然存在着，令人感觉，纵然耳朵听不见，那噪音还在继续着。因为无线电的噪音完全不成形的缘故，以是看上去，没完没了”（皮卡德，1948/2013：184-185）。在此情形之下，所谓缄默，无非是连绵不停的又一波噪音再度到来前的顷刻休止。尤为紧张的是，广播已成天然自己，天经地义地发明着万事万物，甚至有关人的所有情感、意欲和常识。而人，不外是被广播噪音追逐、压抑于空间边沿和缝隙中，任由无线电广播随便使唤的小听差：
早上六点，人们被唤出来做广播体操，六点二十分，听什么音乐；七点是天下消息，接着照样音乐；到了八点，再被叫唤着去做祷告。八点半家庭妇女的烧菜讲习又把人们卷了进来；到了九点是巴赫，九点二十分是抽象艺术……无线电的装配已经完全不依附人的存在了，简直便是本身倾耳听本身。（皮卡德，1948/2013：191）
皮卡德对无线电广播噪音泛滥招致缄默之死的详尽描写，并非过甚其辞或骇人听闻。事实上，包含广播在内的当代听觉序言将光阴内化为当代人的生理建构，而当代人则在充满和回荡着噪音的工业化声音景观中树立起某种当代的听觉履历。此种听觉履历不仅注解一种对缄默抑或天然凝听才能的渐次退化，亦意味着某种难以名状的威逼感与疏离感的强化。
三
广播：听觉的悖谬与听觉主体的个别性
如前所述，无线电广播之为当代性听觉的紧张象征，在于其借助收音机将剥离了音源与发声时空脉络的纯洁凝听模式传至每一个听者。这意味着，当听者在凝听一段音乐之时，全然无须也无法自动相识此段音乐发生的配景互文：曲作者为谁。源自哪里。声音系现场直播照样机器录制。听者对声音配景的懂得不再迫切，亦不妨害凝听观赏。而这种“技术辅助听觉”恰是当代性动力的紧张构成部门。按照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表述，对听觉的管控与规训每每贯串着听觉序言的设计，而新听觉序言的创造又推动了当代性的听觉向度（Attali，1977 /1985）。
无线电广播诞生后未久，凝听年夜众便很快习得若何分辩调幅广播的音质与现场原音的差别（Kahn，1999：3-4）。而跟着凝听履历的连续与熟稔，听者更多将注意力投注于广播内容之上，不再存眷非主题性的“杂音”，终而疏忽乃至全然忘却了所听声音实质上源自“小匣子”的事实。此种听觉履历使广播听者如置身事外的“旁听者”，危坐在家庭角落的同时又以不具实体的密切状况与生疏者会话。这意味着，广播在发明听觉疏离或隔离的同时，亦可营造出一种私密性的听觉亲近感与信赖感，以致诸多听者成为着名主持人或名节目标忠实粉丝，经常写信去电向“偶像”流露心声、倾吐衷肠。
然而，悖谬之处在于，广播储藏的听觉熏染力和信赖感，一方面依靠着人们赋予广播以社会改造潜能和发明平等平易近主社会的等待，以及解放人类的美妙向往另一方面却也因其包孕的政治和贸易潜力，进一步推进广播连忙朝向被国度机械收编的过程，终而成为权利与资源的节制对象及钻营自我扩张的壮大机械。依前者而言，广播可在呼唤、吸纳听觉主体积极自动介入的同时，藉此训练出一种兼具介入性和批判性的当代主体。例如，本雅明在其短暂的广播生活中，就曾以广播发言、讲故事、广播剧、儿童节目等多种节目情势做出过颇具试验性子的测验考试和尽力（Benjamin，2014），以追求某种办法叫醒和收受接管年夜众日益遭致异化和碎片化的知觉（李宝玉，2019）。再如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其《作为交流对象的收音机》一文中，对广播单向流传模式所致的“分发对象”取向提出质疑，主张广播应在双向交流理念下导向一种“交流序言”：
广播（收音机）有可能成为公共生涯中最好的交流对象，一个宽广的管线广播网。也便是说，假如它理解若何接管以及通报信息，若何让收听者既能听又能将，若何让它进入一小我机关系中而不是将自我隔离，它就能成为交流对象。基于这个原则，广播（收音机）应该迈出供给营业，而把听众看成供给商来组织运作。（布莱希特，1974/2015：65-68）
而关于后者，则在1930年月纳粹统治德国阶段，以及1938年奥森-威尔斯（Orsen Welles）的广播剧《天下年夜战》激发的"大众恐慌中获得了最佳呼应。这揭 示出广播偏重治理或集权导向的技术特质，也会被用作一种超等洗脑对象，节制年夜众知觉和发动人们的日常意识。意即广播这种听觉序言“绝非单纯为年夜众带来资讯的平易近主对象，它起首是治理体系有用的意识形态节制手腕与追求自我扩张的对象”（林奇蔚，2012：198）。
广播听觉所彰显出的这种悖谬特质，究其根源在于其听觉主体的奇特构形，即围守于收音机前的“听者”，并非由无以计数的“同质性”个别统合而成的“听众”。相反，他们是数以千计高度“异质性”的孤单个别。恰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比拟交响乐团与无线电广播交响乐所发明的分歧听觉履历后批判的，“交响乐团带给听众的现场感，是一个与汗青持续性牢牢衔接的空间，这是贝多芬以降巨大交响乐的配合特性。而无线电广播则摧毁了这种衔接关系，交响曲由此从其汗青主体中分别出来，成为断断续续的、归天的乐音体”（汪森，余烺天，2008：187）。于阿多诺而言，无线电广播这一听觉序言发明了一种原子化、个别化的听觉，而这种听觉方式意味着每一位听者将各自分别地在自力的空间中进行凝听。广播听觉主体的这种“个别性”（individual），可能使“听者”有机遇练断定力，但也可能在公权利的参与和干涉之下尽显其懦弱性。
早在本雅明1930年月的广播实践及其思惟性写作中，就对当代听觉序言与听觉主体的关系进行过批判与反思。例如，他曾在1932年3月10日播出于德国西南电台的儿童广播剧《关于卡斯珀的那些事》中，为孩子们讲述了如许一则故事：
卡斯珀路遇电台事情职员被请去广播室播音，不知广播为何物的卡斯珀因过度重要，忙乱而逃。趁卡斯珀外出时，电台事情职员又在其寝室床下偷苟安装了监听装配及灌音装备。待卡斯珀睡醒后，他在床上所颁发的剧烈演说被灌音并经剪辑，在电台公开播放。（Benjamin，2014：185-222；莱斯利，2008/2013：139）
在这部颇具寓言性的广播剧中，本雅明表达出了他对广播及其“听觉主体”懦弱性的某种隐忧。这一隐忧暗示着，“对象化的广播实践延续了节目创作者和听众之间的隔离。听众无由介入，甚至相识广播内容的临盆进程（后者是偷偷地临盆的），于是，听众被置于一种盲目标状态中”（康凌，2020：234）。而于此同时，广播又有潜能渗入渗出、参与并影响和干涉凝听个别的日常生涯。在广播临盆者与凝听者互动形构而成的这组不屈等权利关系中，“广播临盆者便有可能操弄盲目标听众，将其纳入自身的意识形态轨道”（康凌，2020：235）。除此，上述隐忧也明示出，广播所仰赖的声音机器复制技术实在躲藏着极具悖论颜色的“听”与“被听”的双向关系。意即，凝听广播者也会被广播临盆者（国度、政党署理人）所凝听。恰如这则广播剧中的国度电台播音员在故事行至尾声地方提纲挈领的：“我们这些在广播电台事情的人可远比你机警得多。当你在城里‘作歹’之时，我们已悄无声气地在你的房间，你的床下，偷偷地安装了发话器。此刻，我们已录下了你所说的统统。”（Benjamin，2014：219）
从这个意义而言，当广播借助声音机器复制技术与国度机械互相绑缚，涉入、霸占听觉主体的日常生涯和私密范畴时，绝非意味着绵亘在收音机两头的广播临盆者与听觉主体之距离离的抹除或撤消，毋宁说这种隔离所明示的，恰正是内涵于广播的某种布局性特质，及其所指向的国度政治文化塑造、配合体建构的技术政治。
四
私密听觉空间与“听觉配合体”的想象
作为听觉文化研讨范畴颇具发明力确当代学者，斯特恩灵敏地意识到，具足“延展性”“弥散性”特质的听觉或是感知空间的最佳感官。是以，借助当代听觉序言建构个别主体身份与群体认同，介入社会与文化空间的再临盆便成为可能。斯特以为， 紧随19世纪西方都市公共空间日益闹热、膨胀而来的，是私家空间遭逢挤压后的愈加狭小、逼仄。是以，思考建构私密感官空间，以表达和满意对私密性、家庭生涯和私家空间等极具小我意识的诉求，继而形成对公共感官生涯的抗衡，便成为驱动人觉序言得以创造和演进的社会汗青动力（Sterne，2003）。也正是经由这种抗衡，人们借助听觉序言构造和守护“私密听觉空间”的观念及实在践终得以睁开。
假如说，谢弗借助“玻璃”所言之“私密听觉空间”的树立，意味着玻璃作为视觉性的隔音举措措施在保有人们对公共视觉空间的占有和维护的同时，又匆匆成了私密与公共听觉空间的隔离与自力；那么斯特恩所强调的自“公共空间”分别而来的“私密听觉空间”，则不仅指涉着当代与传统听觉方式的断裂，也明示着听觉与视觉的断裂。在人类感官变迁史与序言史中，源于历久培育而成的集体性或谓公共性凝听观点的遍及，不管是依托声音的机器复制技术而来的早期灌音，照样青出于蓝的无线电广播，公共的集体性凝听于年夜众而言都是一种主要的凝听方式。而匆匆成这 一凝听方式的部门技术根基，则在于“喇叭”这一极具鞭策性、开放性与群体性意识特质的听觉装配。随同着早期留声机紧张部件之一的“听筒”的呈现，一种差别于集体凝听的私密凝听方式便成为可能。作为私秘特质的听觉序言，“听筒”不仅匆匆成了“私密听觉空间”的树立，与此同时还就此断裂了视觉与听觉的关系。藉由“听筒”而来的凝听方式也因其别样特质，渐次风靡于相对私密的社群与家庭之中。厥后，随同着“听筒”“耳机”等相关听觉序言的成长与迭代，一处又一处兼具个性化与局部性特质的听觉空间也就此形成。年夜众对个性化听觉空间凝听体验的追逐与满意，以希冀藉此搭建起专属的“私密听觉空间”，匆匆成了声音“无可规避”的商品化成果。
“私密听觉空间”观点的提出，不仅有助于厘清听觉方式变更与当代听觉序言、社会症候之间的内涵接洽，也匆匆使我们意识到，当听觉序言的延展与演化呈现于高度割裂、分解、自力和私密性空间，而非诉诸于白话交流的传统集体性公共空间之时，人们对“私密听觉空间”的诉求将愈益加强，而当代听觉序言也将因应年夜众需求与花费连续其更新换代。尤其是随同着多样化听觉序言的日月牙异和声音花费方式的层出不穷，多元且个性的声音花费者也进一步对声音产物、凝听方式和听觉空间有了更多选择。例如，“随声听”、MP3播放机、ipod和音频APP等听觉装配或智能法式的创造与迭代，使得“私密听觉空间”不再局限于客堂、寝室、咖啡馆等相对静止的物理空间，凝听年夜众在游走于街道、地铁等公共文化空间的同时，某种流动性的“私密听觉空间”也随之树立。
声音花费者保有的多种选择，不仅渐次减弱了树立在集体声音影象和地区归之上的听觉空间限度，也使当代社会的听觉空间在具足超出性的同时变得愈加丰硕和繁杂。是以，环抱着当代听觉序言所构造的听觉空间，在为听觉主体形塑了自我身份认同才能的同时，也匆匆成其握有相较传统听觉空间更为多元的选择和多重意义的认同方式。这意味着，借助当代听觉序言享有的凝听体验，既是高度个性化的也是集体性的。意即，置身分歧时空的听者，可藉由雷同的声音作品，进入彼此想象中的共享体验的听觉空间。换言之，只管当代听觉序言朋分、发明出了一个又一个“私密听觉空间”，但商品化与尺度化的声音，又使散落于辽阔时空的凝听年夜众共享了集体化的凝听体验，以及由此而来的某种“感情衔接”。恰是在此，当代听觉序言所具备的物资性前提，将人的听觉感官伸向无限的远方，去凝听并感知那“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因为当代听觉序言和人类集体无意识、文化影象和集体时空感组成中的慎密接洽，有研讨者把稳到广播在重塑人们“配合体”观念时的某种效应。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想象的配合体》中对印刷媒体所作的着名论断，广播对塑造政治化的光阴与空间方面的功用一直以来也吸引着广播研讨者的兴致。美国广播史研讨者苏珊-道格拉斯（Susan Douglas）在其研讨中以为，当听者在凝听现场实况和广播节目时，会于无形中塑造主体性与内涵自我，从而成为配合体世代中的一员。同质性的声音内容匆匆使听众进修配合的发音，以树立恰当的文化规矩。在广播声音的魔力之下，每一位听者改变为娱乐者、消者和年夜众等集体性的存在。于此，“听众”这一群体被发明（Douglas，2004）。从这个意义而言，凝听广播意味着听众藉由声音去强化关于地区性的、族裔的、宗教的和阶层的社群归属感，并配合履历全国意义的汗青性变乱，共享关于平易近族文化的集体影象。
除此，广播史学者罗伯特-克拉克斯顿（Robert H. Claxton）在其关于阿根廷广播文化史的研讨中，强调了无线电广播对阿根廷平易近族连合与政治平易近主的潜在影响（Claxton，2007）。作者研讨发现，平易近间社会力气尤其是部门媒体企业家、平易近营印刷媒体和各种平易近间社群协会，在发明阿根廷广播市场和广播高潮中施展了症结作用。除此，在国度强有力的推进下，阿根廷广播不仅解脱了外来节制，而且在较短光阴内实现了全国笼罩。截至1940年月，阿根廷盘踞了拉丁美洲所有广播电台的三分之一，拥有全天下第二年夜贸易广播收集，广播听世人数范围仅次于美国和英国。1930年月中期，阿根廷各省丰硕的体育节目、广播剧、探戈等广播节目和公民日常生涯、平易近俗运动的慎密互动与联合，不仅强化了阿根廷流行文化和平易近族同质性观念的流传，也对阿根廷平易近族主义的鼓起与平易近族连合做出了重年夜进献。
再如，以色列人类学者丹尼-卡普兰（Danny Kaplan）描写了广播声音在编纂实践中若何自发地与以色各国平易近共享的公共变乱互相交叉，并被明白地想象为用以唤起和改革以色列这个国度。从平庸无奇的天气变化，到令人印象深入的纪念变乱或暴力变乱，再到多半公民认识的国度紧迫状况，以色列各地电台在节目中使用声音编纂践行这种交叉方式，唤发了以色各国平易近对国度和自我精心编排的叙述，也由此调动起了全部公民的平易近族感情（Kaplan，2012）。于卡普兰而言，以色列广播对声音编纂制造的状态在界说公共性变乱及赋予它们更普遍的国度想象的意义方面施展着症结作用。
广播对国度在想象平易近族社群与界定国民身份时所激发的紧张影响，也引发了研讨者对广播与国度政治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例如美国广播研讨者道格拉斯-克莱格（Douglas B. Craig）在其汗青性研讨中，经由过程对“广播破例论”“听众主权”与“广播国民权”如许一些症结观点的讨论，展现了两次天下年夜战时代的美国若何将其政治文化借助多样化的广播节目，融入到既有的政治行动和权利模式与布局之中，从而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Craig，2000）。作者研讨发现，两次天下年夜战时代的美国听众历久存在着对广播节目享有主权的观念。而这一观念与“人平易近主权”共和理念的强烈共识，又使它分外得当作为讨论广播与政治文化的一个组织主题。除此，“广播国民权”的理念也经由广播政治争辩获得孕育和造就。彼时诸多广播公司和社会阐发人士以为，广播将发明一个新的国民期间。在这一期间，所有美国人都可以更好地相识并介入美国社会的运作方式。
更为紧张的是，广播作为20世纪20至30年月的新媒体，为美国人处理公共事务和想象配合体的方式带来了玄妙却紧张的转变。例如，它提出了新的治理原则和轨制，政客们被迫从新思虑与选平易近沟通的方式，所有美国人都必需顺应一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流传序言的突起。“广播破例论”认定广播是一种与其“先辈”判然不同并拥有特殊命运的序言，它为教育、发蒙和介入的新期间带来了壮大愿望。只管“广播破例论”所抱持的信心与愿望以失了结，但它注解广播序言的技术潜能实质上在战时获得了企业与政治精英的广泛认可并加以应用，与此同时，它也向我们明示出两次天下年夜战时代的美国广播与平易近族配合体、国民主权界定与身份认一致政治文化间的互动关系。
五
余论
无线电广播被以为是一场无形的以太观光。其最紧张的特征，在于将声音与声源、语音与身材、精力与肉身的分别（拉金，2008/2014：71；Sconce，2000；Sterne，2003）。这一特征不仅揭示作声音和凝听声音之于广播的独一性，也意味着发声者在广播所形构的听觉空间之中，“必需虚怀若谷，必需抛却统统艳丽的装潢，松脱统统外在的华美”（Benjamin，2014：225），诉诸于纯洁声音来取代发声者的肉身性存在。恰是在此，我们体认到根植于广播背后的那股已被格局化和体系体例化的力气。按照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表述，这股力气“覆盖”“裹挟”“垄断”“掌控”“主宰”着包含广播在内的当代听觉序言得以顺滑运作的观念与实践（Heidegger，1977：3-35）。而经由对当代听觉序言本色的追问，将“匆匆逼”我们深刻思索听觉主体或谓当代人的生计状况。
菲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愿望广播所营造的听觉空间可以或许为“听众提供一个真实的反馈体系”（Guattari，1978：77-79），从而将“生理与社会酿成一个伟大的覆信室”（McLuhan，1964：299）。然而，广播在将人类社会整体带入“地球村落期间”，以安放和处理因“从新部落化”而来的感情布局与身份认同之时，建构“听觉配合体”的尽力和进程也会因听觉主体所处社会与文化空间的特质而有所分歧。意即，广播听觉主体在尽力塑造社会空间的同时，也试图借助身材感知与文化符号顺应空间的变换。在听觉主体与其所处社会空间的互相作用进程中，空间也将映照出听觉主体的生计方式与生计状况。是以，于广播而言，终究面对着若何将其与文化技术和政治技术进行现行连接的迫切问题（德布雷，1991/2014：349）。
恰如人类学研讨所注解的，广播绝非某种单一的技术情势。相反它经由过程更普遍的意义组成、政治及主体性等情势得到其客体性。广播的界限和力气也不克不及被视为是先验性的，而必需放置在特定社会情况的轮廓之内作出考量（Bessire & Fisher，2013）。这意味着，合法广播的固有属性在规约着技术用途之时，文化预设与政治布局也会强有力地赋予其无从预料或出其不意的成果。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广播史，自1920年月早期广播落地中国之始便导向一种双重模式并置的成长轨迹，意即，“北洋当局治下的公营广播和上海租界里华洋兼有的商营广播”（李煜，2013）。而限于彼时中国政治的“去中心化”以及军阀盘据的政局情形，难以匆匆其保有一种容身“配合体本位”的凝集力和向心力。是以，岂论是“官办”抑或是“商营”，此二类属性的广播实质上都无力、也无意于担当或建构一种当代意义上“想象的配合体”的汗青重担和使命。厥后，随同着1927年4月公民党中间政权的树立，以及1928岁尾“东北易帜”北洋军阀盘据的停止，公民党自此睁开其独掌国度政权的汗青过程。而作为“线人喉舌”的广播序言，也由此肩负起了整合国度意识形态与平易近族认同的政治功效和汗青尽力。
在此进程中，无论是广播与讲义、留声机形成一股协力，在以推广国音为焦点的声音再造活动中，经由过程制作国音声域将大众整合进国度配合体（王雨，2016：46-57）；照样将无线电广播视为推广国语的利器，并经由过程调控国语广播的调性和话语气氛进行整治教养，进而发明新的政治认同（黄华，2020：86-96），我们都能看到，新生的公民党政权为确保其声音可以或许被年夜众凝听，试图建构某种自上而下和一元化的广播规制系统，以便深刻年夜众日常生涯，随时掌握和节制凝听年夜众的感情轨迹，进而实施行之有用的行政统制和意识形态灌注贯注。然而，作为中国创立当代平易近族国度过程中的一个弱势的专制政权，中华平易近国间隔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平易近族国度尚为一项远未完成的工程或方案。时至1927年，一种树立在新意识形态根基上的政治和社会布局在中国社会已根本形成，四分五裂已达多时的中国社会也将自此开启它的同一过程，然而在名为“黄金十年”的年岁中，日本帝国主义试图周全侵入中国的阴霾正在慢慢切近亲近，南京公民当局的“经济、政治实力对付实现内部危急已十分勉强，一旦遇到壮大的外来入侵，就立刻陷入表里交困的境地”（金观涛，刘青峰，2011：290-291）。是以，这一时段中国社会整体处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急和整合社会的艰巨状况。加之无线电广播成长的区域散布不平衡和日益精英化的趋向（李煜，2017：173），以及固结在广播这一声音场域中的政治诉求与资源欲望的互动与纠葛，公民党试图经由过程无线电广播以构造某种“听觉配合体”的假想与尽力终未能实现。
厥后，随同着1940年月初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革命依据地和宽大解放区“广播网”的创立和衔接，以及将“人平易近”作为某种政治修辞的广播序言观念的天生与确立，无线电广播在中介“人平易近”这一汗青主体的同时，将其纳入共产党的广播实践之中，从而发明出了“人平易近广播人平易近办”这一差别于公民党政权甚至西方资源主义国度的广播技术政治。在此进程中，以“人平易近广播”为名的广播模式借助某种特定的声音形象通报甚或塑造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特点的听觉主体想象及其技术政治。将“人平易近广播”特有的技术政治及蕴蓄在广播声音中的本体能量，放置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整体脉络与视野之中，不丢脸出广播序言与革命连合、新中国的诞生、中华平易近族同一之间的逻辑关系。
透过这一逻辑脉络，不仅能较为周全、清楚地映照出广播与中国革命过程间的动态性蜕变关系，也能厘清“人平易近广播”在塑造某种听觉习气时所树立起的某种另类的、差别性的“当代性听觉”，以及经由这种听觉所想象、呼唤、组织和发动而来的当代听觉主体。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广播收音网、有线广播网和田头广播等城乡广播实践，及其与发明“社会主义新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理念的联合，构建起了一套与吉见俊哉所言之“声的资源主义”分歧的“声/听社会主义”系统。藉由上述逻辑脉络的简单勾连，将匆匆使我们进一步思虑并发问，在当前环球政治经济布局与意识形态遭逢双重危急之时，中国共产党藉由“人平易近广播”模式所创始的技术政治及其当代性听觉将携带着哪些遗产去想象并衔接将来。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消息界》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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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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